Live House,顾名思义就是有“live”的“house”,一个以现场音乐演出为主体的自主空间。
这一词最早出现于日本,台湾称之为音乐或艺文展演空间,前身是源自欧美60年代末诞生的RockBar或RockPub。西方并不使用Live House一词,他们用“俱乐部”(club)、“酒吧”(bar),或者是MusicVenue、Live Space,如美国纽约知名庞克俱乐部CBGB(New York City musicclub)。
Live House与传统酒吧、民歌餐厅最大不同之处在于,民歌餐厅以食物,而酒吧以酒为主要经济来源,现场演出只是额外吸引顾客的手法;LiveHouse则以音乐展演为主要营业方式,着重在音乐的原创,表演者多是独立乐团、创作型歌手,玩的音乐十分多元,从民谣、嘻哈、摇滚、庞克、金属、爵士到冷门的电子及实验音乐。由于场地费、入门费不高、空间小,往往是培育当地年轻乐手和独立音乐的摇篮。
近年来,LiveHouse也渐渐走入我们的视线,成为文艺界时髦新词。除了为本地独立歌手或乐团带来更多表演空间,向本地音乐爱好者分享更多排挤在主流音乐外的好声音,它也是一个传播自主、独创,以及人群零距离的音乐态度。
瞧一瞧这个地下音乐世界的生态——它究竟隐藏了什么样的魔幻力量,鼓动后一群青年奋不顾身去守护这块独立音乐的清静之地?
实际上,我与大多数人一样对Live House一无所知。
在过往的“动态度”音乐节中认识了独立音乐厂牌策划人陈升圣(Shane),向我提起过马来西亚及台湾Live House的情况,引起了极大的好奇心,心里盘算着有天请他带我走一趟雪隆一带的Live House。
Shane引领的首间Live House,是他与麦伟豪、黄文智经营了一年的现场因素(Live Fact),地点位于吉隆坡迪沙湖花园(Taman Danau Desa),最角落的一排店屋二楼。那一带周围就有好几间夜店和酒吧,或精品咖啡馆、餐厅,是年轻人消费闲逛的集中地。
麦伟豪(Mak)是资深音乐人,也是“扩音版图”创办人。他说,Live House是一个自主空间,大多由音乐人独立经营。经营者有自己的音乐品味,他可能喜欢金属乐,或庞克、摇滚,而特别邀请相关音乐类型的乐队,久而久之形成了一种风格,同时也培养了同一喜好的观众。
“在雪隆一带,华人办的Live House不多。以这种自主性、独立方式经营,没有太多的商业因素在经营,好像就只有我们了。”
用最简单、最纯粹的音乐打动人心
走进现场因素,一眼望到底的场地,有个小小凸起的舞台,上面摆放着各种乐器和音响。一角除了提供给表演者休息的沙发之外,舞台前几乎没有椅子。这正是Live House独特之处——观众都是站着看演出,累了随性地坐在地上。舞台很低,表演者与观赏者之间,似乎没有太大的距离。
“人数爆满的时候,大概是160到170人之间吧。实验性音乐演出,观众比较少,可能只有几个人。”Mak与Shane都有自己经营的独立音乐厂牌,黄文智也有自己的乐队和其他设计工作,现场因素只开在周五和周六晚。
Mak说,“现场因素”取经于台湾。他第一次到台湾演出,正好是在一间很小很小,名为“地下社会”的Live House演出。地下社会位于台北师大商圈,历史非常悠久,很多知名乐团和歌手,比如五月天、张悬成名以前,都曾经在那里演出。
“虽然场地不大,就像现场因素一样,音响设备也极其简单,可是却留下深刻的印象——有一种味道,一种纯粹在玩音乐的感觉。”他回忆道。
日本LiveHouse给予他的,又是另一番体验。“即使仅有十多人的场地依然可以做得非常专业,音响设备、舞台和乐队都是专业的。除了日本人办事认真的态度,也是因为当地的音乐发展比较蓬勃,有很多乐队和Live House,竞争非常大。”
然而在他看来,专业的Live House只要有知识和资金就可以办得到,但要经营一个贴近观众,有归属感、有味道、有生命力的场地,就像“地下社会”那样的Live House,却是不容易做到的事。
为本土乐团提供演出平台
因此,Mak希望“现场因素”为观赏者带来一种仿佛在家中、自由自在听演唱的感觉。
Shane则认为,为本土乐团制造机会和提供演出场地十分重要。
“尽管只是经营了一年,不过在这里演出的团队将近二百多组,从中可以看得出,他们有多需要这样的平台。”他说,本地乐团的数量相当惊人,每个星期办两三天的演出,每一天平均有四、五个乐团演出。
“这些人们不熟悉的本地乐团或歌手,或许有超过500个也说不定。”
比起在外办演出,两人都认为经营Live House确实容易多了。然而,只是凭着对音乐的坚持和一股热血却是不足够的,LiveHouse需要更多元才能够生存下来。
因此,“现场因素”除了纯粹演出,也是一个多元空间,任何与音乐有关的活动,比如充当录音室,办音乐派对、记者招待会,或者是播音会、纪录片分享会、讲座或是工作坊等。
Live House的生存困境
Mak口中最有味道的Live House——台北“地下社会”不幸在2012年,因抵触消防法规问题而宣告歇业。
当时受到各方的惋惜和声援,包括那些曾经在地社登台演出过的乐手,如四分卫成员郑峰升、1976主唱阿凯等独立音乐工作者,以及四百多位乐迷纷纷前来响应。地下社会关闭之事闹得沸沸扬扬,隔年重新开业,但又因租约到期再次关闭。
另外,已有20年历史、孕育出无数台湾创作音乐人的Live House女巫店,2011年也曾因政府以“非商业区不得开设Pub、酒店”为由勒令停业,最后在台北市文化局出面协调,得以“音乐展演空间业”的身份继续营业。
香港的LiveHouse也面临生存困难的问题,中环威灵顿街的Backstage Live Restaurant以及牛头角工厦上的Musician Area“乐人地带”皆不约而同在去年宣布结业。
乍看之下,香港和台北Live House的生存问题主要是处于商业黄金地段,店租太贵的问题,加上LiveHouse并非以赚钱为目的,而是抱着让年轻人有表演空间的信念在经营,因此常常处于入不敷出的困局。但实际上问题的源头,乃是政府和群众并不了解什么是Live House。
除了音乐,LiveHouse常常与深夜、酒、烟、噪音,以及人群聚集等元素加在一起,不曾去过的人,难免有杂乱、危险、失控等的想像,甚至把它与“夜店”并列成一国,忽略了Live House其实是一个具有地方性的文化创意产业,孕育音乐种子的泥土。
与群众零距离互动
回到现场因素,那天晚上刚好有来自美国德州的独立摇滚乐团And You Will Know Us by the Trail of Dead(简称Trailof Dead)的灵魂人物,也是主唱的Conrad Keely流着汗登台演唱;拥有阳光般笑容的本地资深独立马来男歌手Azmyl Yunor,用吉他和口琴弹唱他的乡村音乐;也是Dirgahayu乐队成员之一的Zulhezan,用电子吉他以及含糊不清的歌词演出实验音乐。
现场观众不到30人,来的不只是本地音乐爱好者,还有很多外国人。大家持着啤酒,或站或坐在地上看演出。
唱完之后,大家就像朋友来到家中般寒暄交流一番,Conrad Keely还带来一大堆他创作的插画和歌友们分享。问他为何选择在LiveHouse演出?
他说,就是喜欢Live House这种小而亲切的演出场地,与观众没有距离,让他感到特别舒服自在。(本文来源:星洲网)